首页 >> 当代名人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局长岳明自述

文章来源:精忠门第网  |  发布日期:2011-09-04 20:31  |  浏览次数:3776

身为法官的业余作家岳瑞霞女士,为弘扬先祖“尽忠报国”传统,在岳飞诞辰900年祭,主持编写这部巨著,可谓呕心沥血、搜肠枯肚,并耗竭家资。她发出数不清的征文函和征求意见书稿,马踏飞燕四处奔走搜集整理史料,登门拜访无数名家虚心求教,精心修改每份文稿或亲自采访撰写,……这一切都是在繁忙办案之余进行的啊!举一小例:她为确定书名和解决有关技术性问题,多次征求各方意见,与我通信和打电话不下十次;春节前夕,她乘火车通宵赶到北京,领取叶选平副主席题写的书名和名家赐赠的《满江红》墨宝,顾不上休息,又冒着大雪原路赶回山东送印刷厂排印,两天两夜未合眼。不知她哪来的这股不倦精力和无私奉献精神?
我一生平谈,讳言往事,为何弄出这篇张扬自己的拙文?——皆因受瑞霞至诚和盛情所驱动。瑞霞多次约我写份个人材料,未予承应。她从我老家约集到一批文稿,其中有《岳明的金色年华》,是我的老同学岳文乐以诗歌形式写的,用了许多溢美之词,令我忐忑不安,山沟里出了个所谓“京官”,猜择讹传。瑞霞又亲自写起草了《巴山雄鹰——中联部局长岳明》,小标题分别是:“神童时代”、“鹰击长空”、“航校执教”、“公仆京官”。——一篇文采飞扬的神笔杰作,读后面红耳赤,愧不敢当。对这些勉励我铭记在心,守住晚节。遂秉笔自白,掩瑕露璧,谈谈人生感悟。
 
我出生长在贫穷落后的大巴山区,从小受尽磨难。在好心人和政府的资助下,读书到高中毕业。过了五年半军旅生涯,在空军预校、航校和高级航校学习,后任教员。转业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30余年,多次改行,当了近20年司局级公务人员并客座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国际问题的研究。退休后,授聘担任部咨询小组成员,继续做点国际问题的研究与工作。人生苦短,饱经沧桑,行走过的历程荆棘載途。
 
在乡亲和政府的资助下艰苦求学 心存人爱
我1939年11月出生在偏僻山区——四川省川北南江县农村。那里曾是红四方面军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地方,山峦起伏,土地贫瘠,交通极为不便,百姓生活困苦,至今仍属国家级贫困地区。
我父亲酷爱读书,满脑子孔孟之道,曾当过私熟老师,他不善劳作,到我学龄时已年近花甲,失去自食其力的能力,家道中落,家境贫寒。
本地教育事业极其落后,直到50年代中期,全县只有一所初级中学,每年招生百人,整个巴中地区仅一所完全中学,招生百余人,绝大多数儿童没有读书机会。解放前村上一座破旧庙宇改设为私立学校,就读生仅十来人,时办时停。学生按贫富分摊多少不等的粮食作学费,对我特殊优惠每学期只缴纳一升(约10斤)大米,仍无粮可交中途辍学,放牛捡柴,赤脚裸背钻山沟,掏鸟窝,采野果,几次险些丢了小命。
老爹对我做出的补偿,是夜间在被窝里讲故事、背诗文,包括岳飞精忠报国。他自言自语,绘声绘色,也不知我是否在听或懂与不懂。我从不言声也不发问,洗耳恭听,儿时的记忆牢靠,许多古典名著我后来也未涉猎,基本上是那时留下的印记。
1950年政府派来一位师范学校毕业的岳宗元老师,儿童免费入学。岳老师英俊潇洒,满腹经纶,调教我们一年,他老家的小学招高小生,带我们去应试,贴出红榜,我居然中了头名。因无钱交学费放弃升学。岳老师调到本乡筹建中心小学当了校长,又来了位教学有方的马老师,一年后我们班5名同学到本乡、本区高小招生应试,前几名都被我们拿下,我连中第一,得了一些纸笔之类的奖品。那时没想到再上学,开学前几天,岳宗元老师传我去谈话,说学费他替我交,并每月供给口粮。天底下竟有这样大慈大悲的救难菩萨,我热泪滚淌,一句感激的话也说不出来。我在学校的房檐下砌个小灶做饭,捡些野菜搭配节省粮食,日食两餐。我跳级插班,发奋读书,1953年7月以第一名高小毕业。这些“第一“,是当时念书的人很少,不具竞争性,矬子拔将,并非戏称的”神童 ”。走出山沟才看清天外天、人外人,优我者比比皆是。
考入县初中后,岳老师替我写了份助学金申请书,到乡政府盖了公章,并给我几元钱资助,乡亲们包括一些老太太偷偷将卖鸡蛋的几分钱(一个蛋当时卖1分钱)塞给我,家境好一点的同学也常给我些纸笔和文具,山里人的善良和扶弱济贫美德深深植入我的脑海,影响着我的人生,心存仁爱,同情弱者。
从读初中开始,在困苦中熬煎,衣不御寒,食不饱腹,纸笔文具短缺,失去亢进力,对读书渐生厌倦,用别人的钱更是于心不忍,总想找个差事餬口,听课分心,学习不扎实。
进入高中,仍靠吃助学金坚持读下去,生活更为艰苦,随着年岁的增长承受能力有所增强。虽学业平平,但尊敬师长,善待学友,热心公益,品德尚佳,曾被评为十好学生。
1959年5月高中毕业前夕,空军第一次到我们学校招收飞行员,我经学校推荐参加应试,经过从县到省一个多月层层体检,一路过关。8月被录取进了军校。我从小就有当兵的念头,终于如愿,怀着满腔热情从戎,立志报效国家。
回首往事,如果没有老师、乡亲和国家的资助,可能还是个半文盲。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无法报答恩师岳宗元,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左派老师一再告诫我要划清界限;我也无法报答那么多乡亲,没有物质条件。欠下的人情债无以偿还,惟有用心学习和工作,对社会尽点微薄之力。我的家人了解我的脾性,从不求我办事,包括子女升学就业。乡亲们对我也很体谅。这样做我心里并不轻松,人世间“情义”二字最为珍贵,愧对家人和亲朋,心中时常不安。
 
革命熔炉磨炼意志 矢志报国
   空军的要求十分严格,要培养自觉守纪的行为规范和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入伍后先要在空军预校进行半年入伍教育,整掉不良入伍动机,立志献身国防事业。对我帮教的重点是转变谋求个人出路和狭隘报恩思想,这自然击重要害,经过教育,思想认识得到升华,自此信守报效国家的承诺,矢志不移。记得政治教员进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讲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撼解放军更难”时,自豪感油然勃发,老祖宗英名万古流芳。在预校还要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部队是座革命的大熔炉,逼使我痛改野性气息,结业时评为五好学员。
接下来是下放到陆军当兵锻炼一年,过野战军的生活。最苦的差事是到北塘海边挖鱼池,正值隆冬,泡在海水里用铁锹挖泥筑堤埧,干不动了用手掏泥,满手血泡,战友们将我拖上岸休息,我仍哎牙坚持到底,那时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磨炼了意志。当了两个月二十天兵,抽调少部分人返校,部队恩赐我个五好战士。
 1960年2月我提前转到航校,学习航空理论和飞行技术。那时国家正处于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同时中苏关系恶化,赫鲁晓夫不给汽油和发动机,为节省油料,主要靠地面模拟训练,飞行次数大减,叫“苦练精飞”。我刻苦训练,教员带飞十来个小时即放单飞,掌握技术要领较快。从1962年开始,先后淘汰了大半学员。我在作特技飞行时有些头疼,到医院照片查出颅内有一良性骨瘤,医生认为良性不易发展,尚可边飞行边观察。一天航校朱政委找我谈话,说现在是三个人的饭九个人吃,谁也吃不饱,你头部有点毛病,不如到高级航校学理论,将来当教员。我满口答应了。马大队长臭骂我是“笨蛋”,说政委是在征求你的意见,你干嘛答应?我黙不作答,因为我自知很难长期飞不下去,国家培养一名飞行员耗资巨大,我不能再白花人民的血汗钱。
到高级航校教员训练班,已开课半年多,上的主课是高等数学和空气动力学,我座在课堂上听天书,茫然自失。既来之则坚持,每天死记硬背几十个数学公式,夜里熄灯后蒙头在被窝打开手电筒看书,落下紧张性头疼痼疾,隔几天到医务室注射普鲁卡因止疼,也养成挑灯夜读习惯。我在班里最年轻,老师几乎每堂课都向我提问,好像逗弄小孩子玩似的,这倒对我的学习起了促进作用,也练习了表达能力。
当时包括与我同时入伍的学员都转不了航校,要开设文化课,需要教员。我先教物理,后为领航班学员教数学。领航员首先要具有准确快速运算能力,通知飞行员随着风速风向等变化及时调整速度、高度、航向。我学过飞行,讲课中联系飞行实际讲解,学员们很爱听,每周评教评学送来一堆赞语,激励我精心备课改进教学。
1964年罗瑞卿总长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搞大比武练兵。主管文化教育的王佐建副校长带着教研组长及教学参谋到处听课。他一连几天到我的班上视察,那付高度近视眼镜闪灼着令人敬畏的目光。我虽有些紧张,但血气方刚,初生牛犊,坦然应对。一天晚上召开教职员会议,沈华庆参谋在会上分析了我讲的一堂课,归纳出一套所谓经验,我自己觉得莫名其妙。那堂课,我只给了一个条件,让大家讨论在空中如何测算敌机的高度和距离。我事想出三个答案,谁知分组讨论大家竟然弄出十多种解法,我让各自登台解答,并比较其优劣,然后我结合教材进行归纳总结,着重介绍举一反三的学习方法,并检讨我自己愚钝,表彰聪慧生,课堂气氛活跃。这本来是很平常的一堂课,被领导拔高到启发式教学的典范,自己不以为然,戗了几句嘴,老教员认为我不虚心,被戴上“高傲”的桂冠。后来,学校挑选一些教员到大礼堂搞比武教学,上千听讲课,然后评议。有一次我为把握时间,生硬地打断答问罗嗦的学员,又得了一顶“态度粗暴”的帽子。从小缺乏管教和约束,酿成孤傲、任性、执拗坏毛病。大比武对我确实是一生最大的锻炼,每天备课到深夜,还要批改两个班上百人的作业;遇到上大课,还要向以王副校长为首的培养小组反复试讲,听取高见,学到不少真经。这期间生活失去规律,没有体育锻炼和文娱活动,常胃疼、头疼,诊断为胃出血,我拿点药悄然坚持授课。我教的数学课学员們成绩优异,结业考试在全校夺魁。对我工作的嘉勉,高定了个研究生的工资级别。转业后,教学组长陈志斌特意转告说,以我的教学实践总结的经验得了什么奖励,给教研究室配发了一些书籍和办公用具,算是对军校培养的一丝回报。
 
受中央机关无私奉献和清亷风尚熏陶 注意律己
   1965 年初,我被选调转业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中联部是我党与外国政党交往的职能机构,相当于党中央的外交部。当时的部长是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他是我党才华横溢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深造,长期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宁都会议、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等历史关键时刻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首次阐述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解放后首任驻苏大使。副部长有中央委员刘宁一、伍修权和候补中央委员赵毅敏等。能到这样的机关工作,对我来说是莫大幸运。
我怀着新的向往、新的追求,兴致勃勃地迈向心目中的神圣殿堂。映入眼帘的却是破旧小楼,有的平房上盖的是石棉瓦,办公用具简陋,与军队院校的条件相差甚远。部长们和颜悦色,穿着朴素,除外事活动,布衣旧履,并不是人们想像的那样面孔威严、衣冠楚楚。行政8级以下的司局级干部没有专车,住的是面积不大的普通楼房,伍修权副部长住在部内,同大家一起在食堂吃饭,家里盖的是军用旧被。中央机关如此清廉,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也使我深受感动和教育。同事间平等相待,对领导不称什么长,而叫同志或老张老李,分不清谁是领导谁是工勤人员。那时,部以下业务部门只设处,行政部门只设科,领导职数很少,过去曾担任县地级领导职务的同志也成了普通工作人员,没有听到什么人计较职务高低,同我一起工作过的王亚璋老大姐是党的五大代表,职务一直是干事,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李文和当了几十年机要科长。中联部对干部的要求很严,工作一丝不苟,作风十分严谨,大家全身心投入工作,国际上发生重大事件、中央交办的任务,闻风而动,连夜加班作战,晚上办公区灯火辉煌,不少人在埋头工作或孜孜不倦地看书学习。大家甘当无名英雄,无私奉献。后来我担任中央领导会见外国来访党宾的新闻吹风工作,见到的中央领导人都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会客室陈设简洁,宴请恪守“四菜一汤”规定。在这样的环境中,受高尚人格魅力的感染,心灵受到净化。我当上司局级干部也一直效法老革命的榜样,出门尽量坐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亲友进京也只能乘公交车或出租车,在家中粗茶淡饭招待。大环境造就了小家子气息,对人不恭,深为歉疚。时常自责的是,国家对我从小培养,给予的太多,自己付出太少。
中联部对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要求很高,要熟悉和掌握多方面的知识。最基本的是外语、国际知识和写作能力。我一项也不具备。开始,分配我当校对,接触到的是中央领导人同外宾的谈话记录、外事活动有关的申请示报告及情况简报、国际问题调研材料等等,我向老同志学习掌握基本技巧后,把心思放在钻研这些文稿上,边校样边琢磨,字斟句酌地学习,遇到历史事件、典故、诗词、引述和不明白的各种知识,即向人请教或查阅有关书籍,不拘泥于机械地找出排版与原稿的差错或更正一些错别字。这对我积累知识起了不小的作用。对外事方面的其他知识,平时注意观察和学习,点点滴滴地充实头脑。后来潜心研究国际问题,挤时间阅读国际方面的书籍,搜集有关史料,出国访问细心考查了解情况,从大量信息中反复比较分析,做出判断,提出见解,参与起草了一些文稿,在内部出了些成果。
在中联部工作三十多年,改行多次,除“文革”中下放五·七干校劳动锻炼三年、到中央党校理论班学习一年半外,先后从事过审干、政工、宣传、党务、调研、行政、信息等项工作,担任过宣传处副处长和处长、机关党办主任、机关党委副书记、研究室副主任兼新闻发言人、办公厅副主任、信息中心主任和信息编研室主任等职务。每项新的工作转换,都从头学起,艰苦应对,力求尽职尽责。我心底里不愿当“官”,怕捅出纰漏贻误党的事业,对某些吏治腐败忧心忡忡。在工作中注务实而乏创新,安于平静,当和事老,常有心太软的微词,失误亦不少,谈不上什么业绩和建树。
我由衷感激乡亲们的关爱,老师、军校和中联部的培养,感谢老同学、老战友和同事们的支持、帮助、谅解和完容。
回味老祖宗岳飞的《满江红》,一言以蔽:“三十功名尘与土”,留下的遗憾已无法弥补“空悲切”。惟可自慰的是,先祖“心存万民心愿,志在统一河山,矢志复国”、“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惜命”和“尽忠报国”的精神未敢背弃,尽管做得不如人意。今天,振兴中华的呼唤,对40万民族英雄的后裔将是新时代的昭示。愿“岳家军”再铸辉煌。
                                         
岳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