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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我出生于天津市，祖籍河北省静海县。从前对家世知之甚少，只是在小时候听父亲说我们是民族英雄岳飞的后代，据说是岳飞四子岳震支系的后人，老家祠堂中有家谱和岳飞的画像。后来又在连环画、戏剧、小说和评书中更多地了解了岳飞精忠报国的事功。这在我幼小的心灵中自然而然地树立起了报效祖国、忠于人民、忠孝传家的思想，并成为我一生为人做事有正义感的精神来源。
1950年至1956年在天津市红桥区三官庙小学上小学。
1956年至1959年在天津市三十一中学（校园是天津的文庙）上初中。
1959年至1962年在天津市四十中学上高中。
在小学、中学阶段，我始终是品学兼优。1959年加入共青团，高中时任班级团支部委员。
1962年考入天津师范学院（今天津师范大学）政教系，比较系统地接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初步培养起对理论特别是哲学的兴趣以及从事教育工作的志向。在大学就读期间，曾于1963年至1964年作为工作队员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运动的实践，开始真正地了解社会。1965年文革开始时，又被下放到河北省任丘县诗经村体验了农村的生活。在这不久之后即被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本应在1966年毕业，但因文革又“留校闹革命”二年，经历了文革的风风雨雨，留下了难得的政治经历和人生体验。
1968年毕业分配到内蒙古大兴安岭牙克石林业管理局下属的金河林业局工作。这里是中国的“北极”，没有夏季，冬季最低气温达零下40多度。从繁华的大城市一下子被抛进这深山老林，雪域边疆，自己的人生志向和生存意志都经历了严酷的磨练和考验。“既来之则安之”，“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当地林业职工做些实事”的信念支撑着我在这陌生、艰苦的环境中顽强地扎下根来，踏踏实实地当好林业中学的一名教员，与一批大学生和知青经过十年的奋斗，使金河林业局中学从一个“带帽”的小学发展成为完全高中，为林区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我也在当地结婚，生有两个儿子。但在文革的那些年代中，我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生活总是被对时局的忧虑所困扰，为精神文化生活的单调枯燥而苦闷。那时有一种“山中生活，海上心情”的向往，憧憬着走出山沟，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
1976年，“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历史发生大转折，个人命运也有了新的转机。1978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获得新的政治生命。同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考制度，多年的从事理论工作的志趣，使唤我敏感地抓住了机遇，如愿以尝地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师从著名学者洪谦教授，攻读研究生。在北大的三年中，我认真读书，同时也经历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大开了眼界，夯实了基础，提升了思想境界。
1981年从北大毕业后，我步入了党的最高学府——中央党校工作，从此的后半生投入了党的干部教育事业。党校领导重视我们这些新生力量的培养和使用，使我们在教学、科研、行政工作各方面得到了锻炼。1982年至1984年，组织上派我作教育长宋振庭的秘书，又使我进一步增长了见识和能力。1985年，党校派我到美国著名学府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进修一年，更让我胸怀祖国，放眼世界。1986年回国后，在中央党校哲学部从事教学科研工作，重点是译介、评述西方哲学，研究发展理论的现代性、全球化等问题。1994年晋升教授，1995年任哲学部副主任、党支部书记，1996年调任进修部副主任，1997年调教务部任主任。这期间主要从事学员管理工作和全校教学管理工作。在校委领导下，主要为面向21世纪党校的教学改革做了一些实际工作，参与了中央举办的一系列重要专题研讨班的管理服务工作。2003年正式退休。
反观个人至今的人生，我是作为学生、教师、共产党人的一生，是以教育为事业，特别是以党的干部教育为安身立命之地，这是一种幸运，也是值得的，而且这种人生并未结束，我愿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自励，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
岳长龄自述